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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迈对话联合国副秘书长:人类最伟大的倡议都在危机中诞生

2021-01-13 14:09 编辑:dd   作者:未知 对此文章感兴趣的有:

2020年,成立75周年的联合国决定进行一次真正的“全球聆听之旅”,听取世界人民对未来国际合作和发展的看法。共有来自全部193个成员国的100多万人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电话和其他线下方式参与了调查。

调查发现,当谈到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以及对国际合作的期望时,全世界人民的态度非常一致。

参与调查的每个人都对疫情后的世界有共同的愿景——“世界在疫情之后的当务之急都是更好地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更好地获得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以及更好地获得教育。”

人们都关注不平等问题——“世界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解决不平等方面做得并不好。”

人们普遍担忧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是极端天气事件还是干旱,无论是失去栖息地还是珍稀物种,都已经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所感受到。”

对如何应对危机与挑战,人们也有一致的看法——“各国政府更好地进行跨国合作,解决各种问题。”

本期CDF Dialogue,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对话联合国副秘书长霍克希尔德,从这项调查形成的报告谈起,围绕全球发展和国际合作展开讨论。

卢迈:首先祝贺联合国75周年的纪念活动顺利举办,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联合国全球调查报告,为此我向您表示祝贺。

这份报告只有联合国可以完成,你们在全球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听取了各方意见,并对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霍克希尔德:卢先生,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决定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

他决定不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也不向世界介绍我们过去75年的所有成就,而是举行一场真正的“全球聆听之旅”。

人类正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矛盾状态中,这种矛盾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极端。

一方面,世界面临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正从二战后为解决国际问题而建立的国际机制中后撤。

早在新冠疫情流行之前,世界就已面临重大全球性挑战,环境破坏、气候变化、在三分之二的国家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旷日持久的冲突、移民的压力,以及人口挑战。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回到“世界人民”中间,聆听各地人们的声音,了解他们对未来的关切,听取他们关于国际合作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国作用的看法。

我们通过很多方式来听取人们的意见。联合国在193个会员国进行了UN75问卷调查,收到了大约150万受访者的问卷反馈;我们在大约100个国家举行了UN75对话,活动覆盖数十万人。我们还通过人工智能,对75个国家的传统媒体及社交媒体进行舆论采集,还收集了大量来自智库的数据。

卢迈:这次大调查的初步发现如何?各地人民的想法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您特别意外的?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听着成员国交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看到其中的分歧、紧张和摩擦。

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当谈到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以及对国际合作的期望时,全世界人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城市到农村、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到没有接受过长期正规教育的人,态度是非常一致的。

具体来说,世界在疫情之后的当务之急都是更好地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更好地获得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以及更好地获得教育——这是最主要的普遍需求。在卫生危机的背景下,这也许并不奇怪。

疫情之后,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要对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和社群给予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好地处理不平等问题,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像我们现行经济体系那样助长不平等和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

我认为,疫情确实让人更加看清了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在疫情期间,那些本就贫困的、经常遭到歧视的人受到的冲击特别大。

卢迈:疫情之下人们都趋向于关注公共卫生、不平等,这可以理解。长远来看,各国、各个阶层的人民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具有一致性吗?

霍克希尔德:就较长期的关注重点而言,全世界的愿景几乎是一致的——大家最大的关切在于我们如何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

首先,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气候环境;其次是要减少冲突、尊重人权;此外,更好地解决贫困和腐败问题也是许多国家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国际合作方面,大家也再次达成共识,认为疫情只会使国际合作更加重要。世界人民期望各自的政府能够更好地进行跨国合作以解决各种问题。

人们也希望改进国际合作和推进联合国改革,人们希望国际合作能够升级,将民间团体、青年、企业界容纳进来,并提升透明度,更加注重结果。

以上是调查结果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世界各地、不同代际和收入的群体态度的一致性。

卢迈:您刚才提到,人们希望未来会有更好的公共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做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看法。您如何评价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各国这些年所取得的进展呢?

霍克希尔德:最近,聚焦于环境的《2020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刚刚出版了。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冠疫情,大多数国家将出现几十年来、自人类发展指数提出以来的首次倒退,尤其是在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健康方面的倒退。而且在贫困问题方面,我们将看到大幅的退步。

我所在的拉丁美洲有分析称,就贫困问题而言,我们可能不只是回到2年、3年、5年以前,而将会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水平——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撇开疫情不谈,我认为,世界在过去70年中,在消除贫困、增加受教育机会和增加获得健康服务的机会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75年前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全球有半数人是文盲,也就是50%的人无法读写。而今天,这个数字大约是10%或12%。

我认为,在贫困问题上,我们也做得很好。当然,中国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成就的一个范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有一半左右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01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0%以下。

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全球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发展目标(比如“千年发展目标”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许多指标表明,全球在许多领域都做得比较好。但经过疫情,全球的许多领域又遭受了挫折。

也就是说,我们几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可能无法延续到更长远的后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饥饿。在疫情之前,全球的饥荒和饥饿情况就在增加,生活在饥饿中的人数连续三年出现增长,而疫情显然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世界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解决不平等方面做得并不好。在过去三十年中,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分之二的国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平等现象恶化的情况,现在没有迹象表明不平等现象会有所改善。

世界银行的两个数字让我感到震惊:在未来10个月内,全球从贫困到赤贫的人数将增加到1.15亿人,也就是说,疫情导致1.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联合国开发署估计,如果我们无法实行正确的政策,到203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到10亿。

另一个数字是,在疫情让世界新增1.15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世界上的2000个亿万富翁,却在此期间增加了27.5%的财富。

所以,我们现行的经济体系有缺陷。我想,很多调查问卷的参与者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个经济体系让1.15亿人在10个月内陷入危及生命的贫困,同时却让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财富增长了近30%。

卢迈:这次调查中,你们还发现,人们长期来看都在关注气候变化。我们通常认为,老百姓会较多地考虑他当前的生活,但是结果显示,受访者竟然都在考虑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呢?

霍克希尔德:当人们正在遭受病毒折磨时,当病毒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影响地球上每个国家,我们本以为人们会把全球健康威胁作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

但如您所说,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重视未来可持续发展、气候和环境。

有人说,那些对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关切实际上来自生活较好的自由精英,而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但是,根据问卷调查和相关独立调查的结果,我们发现这根本不是事实。

气候变化的担忧是普遍的,对环境破坏的担忧也是普遍的,它们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政治议程或特定的收入群体。

我来纽约之前曾在中非共和国的萨赫勒地区工作,对于那里最贫困且不识字的农民而言,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从降雨量的减少中感受到了它,从作物产量的减少中感受到了它;

如果你是生活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的渔民,你会觉在热带风暴的增加中感受到它,在飓风和台风的增加中感受到它;

如果你住在北极圈的某个地方以猎杀海豹为生,你也会因为海豹的栖息地越来越小、类似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越来越小而感觉到它;

实际上,无论身处何地,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是极端天气事件还是干旱,无论是失去栖息地还是珍稀物种,都已经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所感受到。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一个相当健康的星球,这个星球上有70%的物种已经生存了几千年,但我们却在过去的50年里摧毁了它们,这样的事情总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

我认为,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留下的是一个非常贫瘠的星球。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是一个真实影响许多人生活的问题。

因此,我也不那么惊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可以用来反驳那些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是某种政治议程或只反映少数人愿望的人。

现在出现了许多充满希望的迹象,我们必须在这些迹象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倡议值得赞赏,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的开始。

卢迈:有时候也需要各个国家自愿地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有国家不愿意做或者不做,你们有什么方式可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决策吗?

霍克希尔德:我相信您可能和我一样是个家长。我有三个孩子,我经常听到我的一个孩子说:“我哥哥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

孩子们经常喜欢比较,总是寻找最低的共同标准来适用。但我觉得每个国家都要做到最好,我希望竞争是凸显出做得最好的国家,而非决出做得最差、做得最少的国家。

对那些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因其经济性质而导致碳排放量大的国家来说,提高减排标准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秘书长每天都在敦促每个国家提高减排目标,尤其是那些碳排放量大的国家。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互相超越的良性竞争。

全球公民社会运动在不断发展,全球经济运动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国家已经明白,未来是绿色的。所以,在就业、经济方面,未来势必会向绿色经济转变,把钱投入煤厂在经济上是没有前途的,经济上的论据也越来越支持这种转变。

我们在年轻一代中也看到期望。归根结底,我们都要对后代负责。我们在Fridays for Future运动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罢课中看到了这一点。各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给他们留下一个至少和我们继承的地球一样完整的星球。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牢记对后人的责任,而对于那些不太担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强的经济论据支持绿色发展。

卢迈:在整个调查中,我看见关于教育、医疗的部分,但是没有看见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讨论。其实,早期对于儿童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干预儿童早期发展,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来减小收入差距。

在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很多团体都希望能将“儿童早期发展”作为一条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在最后制定的17个目标中,“儿童早期发展”被分散在其他四个目标中了。

我们很想知道,您对“儿童早期发展”有什么看法,孩子的声音没有被你们听到?

霍克希尔德:联合国往往被视为在千里之外,停留在曼哈顿、纽约,不会对人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让人们看到,我们在更好地倾听各地人民的声音、回应他们的愿望,绝对是我们的优先议题。

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方法试图把重点放在全球公共产品领域。我认为,气候危机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么强大、多么庞大、多么富有,都不可能单独应对气候危机、冲突问题、不平等问题,以及需要国际合作的问题。

儿童早期发展很重要,也是联合国帮助能力欠缺国家的一个领域。不平等这个仅次于环境、气候的议题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点。这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恶化,虽然在一些国家有例外,但对于大多数国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解决不平等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更好地接受教育。保证社会流动的最优手段,就是让人们不论出身、不论贫富,都能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

在只有富人受教育而穷人却无法接受教育的地方,不会存在社会流动性和更多的机会,那些地方减少不平等非常困难。

所以,教育很关键,幼儿早期教育尤为重要。我们没有聚焦这个领域,绝不是因为联合国未将它作为优先事项。

卢迈:我们都想实现更公平的世界、更公平的社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好办法,是从早期开始进行投资、进行干预,帮助穷人,让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将来向上流动。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他的著作里已经提到这一点,我们的实践也证明早期投资确实有很好的回报。

卢迈:近十年来,各行各业都在经受着数字化浪潮的轮番洗礼,作为联合国数字合作小组负责人,您认为数字技术会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

霍克希尔德:我认为,中国在数字合作领域有很大贡献,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数字技术的传播速度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都无法企及的。从电力实现商业化到电力覆盖半个世界,我们用了140年的时间。然而,数字技术只用了25年就完成了同样的普及率。

我们也可以拿机动车与之比较。第一辆商业化机动车出现25年后,只有约1%的美国人口拥有机动车。同样的时间,数字技术已覆盖半个世界。

数字技术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影响我们的经济活动、政治决策,也在影响人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

就新冠疫情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借助数字技术继续社会运行,通过网络与家人交谈、工作、教育孩子,那么隔离与防疫政策势必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数字技术也有弊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那些没有联网的人无法享受到上述这些好处。所以,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数字技术连接的人的前进步幅和速度与留在非数字时代的人是不同的。

我们已经看到,数字技术有益于保障人权,但也可能损害我们的权利。数字技术可以用于传播仇恨、偏见和虚假信息。

我们看到,许多人因为社交媒体上宣传的虚假治疗方法而死亡。与此同时,得益于公共卫生信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时传播,很多人的生命得以被挽救。

我们看到数字技术如何破坏政治体系、投票系统;我们也看到,有人指控社交媒体被武器化,在各国助长极端主义。

卢迈:正如您所说,数字技术存在一些弊端。我们该如何最大程度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并规避其所带来的问题?

霍克希尔德:所有技术都需要被管理,比如核电。我们需要引导新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减少危害。

大部分的引导、政策、治理都必须在国家、地区层面进行。但这些技术,是不受边界制约的。这些技术,从定义上讲,是可以打破时间和距离的限制。

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更多国际规范、开展更多国际合作。除非形成更有力的国际合作,否则我们将无法克服数字鸿沟,无法确保数字技术最大限度地提升发展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

现在,世界各国最需要的就是努力确定共同利益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共识。我们认为,这种共识必须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区域。这也印证了联合国的价值。

联合国正在推动这些讨论,特别是关于如何缩小数字鸿沟的讨论。同时我们也要确保数字技术以人为中心、推动数字技术安全发展。这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公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所要推动的。

要想弥合数字鸿沟,国家需要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原来的电力供应、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也很重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您会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够得到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帮助?

霍克希尔德:我对“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不多,但是我认为数字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重要的。

以宽带为例,地球上90%的人都有宽带连接的基础设施。理论上,宽带基础设施已经可以覆盖全球90%的人。但为什么能用上宽带的人不到90%?

第一个原因是承受能力。在许多国家,互联网的接入费用高得惊人。非洲大陆,每月一千兆字节的平均费用约为人们平均收入的8%;在一些国家,这个费用甚至高达平均月收入的20%,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另外,不平等也是原因之一。现如今,部分群体被排斥在互联网之外。全球女性的互联网使用率比男性低10%-15%。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更是高达30%或40%。宽带连接率没能达到我们的预期,不是基础设施的问题,而是歧视问题。

网络安全保障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看到网络欺凌儿童的现象大增,也看到通过互联网虐待女性的情况在增加。

所以我们还要做更多研究,更好地了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社群安全上网的制约因素,并因地制宜制定计划。

基础设施无疑是重要的,但在实现普及、可负担、安全、有意义的网络接入的道路上,基础设施只是众多挑战中的一个。

卢迈: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2021年您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如果可能,您会到中国来吗?

对于联合国秘书长来说,2021年工作的关键主题将与环境和气候有关,即如何巩固并传播2020年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如何在中国、美国、欧盟2020年承诺的基础上,扭转环境和气候议题的下行态势。

联合国关注的重点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还有海洋、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问题。

2021年,我们将就这些议题举行一系列重要会议。但我认为,比会议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推动具体的行动,推动那些尚未将其目标提高到所需水平的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霍克希尔德:人类最伟大的倡议都是在危机中诞生的,联合国就是诞生于危机之中。

联合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源于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于1942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

那是世界危机最严峻的阶段,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形势还很不明朗,轴心国表现得非常强势。

这四位领导人很有远见。他们在战争中就已展望到战后的时代,他们希望在战后保障后世的和平。《联合国宪章》的形成正是基于此。《联合国宪章》明确了保障和平、社会正义、自决、人权和尊严的重要性,也表达出对社会进步的极大尊重。

我认为,现在又是一个“1945年”,我们再次团结在一起考虑如何振兴、重塑和提升国际合作。

我们并不是要消除分歧——分歧永远存在,而是要更好地认识我们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履行对后代的承诺。

我猜想您比我更年轻。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前人的远见卓识,大多数人都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进步与和平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但我们能为下一代留下同样的未来吗?

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够从现在经历的危机中吸取多少教训,以及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2021年,真正对后代作出更好的承诺、对人类团结作出更好的诠释。

卢迈:谢谢您,霍克希尔德先生。我有一个孙女,我想我应该比您年龄更大,我真的希望她能够生活得更好、更安全,并非常健康、幸福。

所以我很佩服您和秘书长的工作,你们为这个世界提供公益服务,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发挥领导力,为现在的人民提供勇气。

谢谢您所做的一切,谢谢您为联合国、为这个世界所作的贡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工作,并期待着有更多的机会与你们交流和学习。

霍克希尔德: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节目中与我对话!我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也希望每位观众保重身体,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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